近年来，部分农村地区的高额彩礼问题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。不久前发布的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，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，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，这为未来一段时期高额彩礼治理明确了工作方向。
彩礼具有深厚的民俗传统，本意是表达“合两家之好”，承载着父母对子女成家的美好祝愿与责任。然而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，彩礼原有的伦理内涵日趋淡化。许多年轻人将其视为开启城市生活的经济基础，甚至是“婚姻保证金”。而父辈往往仍坚守传统责任，不惜倾尽积蓄甚至举债为子女置办婚事。
据笔者调研了解，部分农村地区的结婚成本较高，父母不仅要支付高额彩礼，还要承担购房、买车、购买金首饰等支出。这不仅会耗尽家庭多年积蓄，还可能导致长期负债。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是中年人赡养老人能力被削弱，老年人难以获得充分赡养，进城子女也往往无力反馈家庭。因此，高额彩礼不仅影响婚姻缔结，更关乎生育、养老等社会再生产环节，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。
尽管群众对高额彩礼普遍不满，但受传统观念和现实压力影响，多数家庭仍不得不遵从。因此，必须采取系统措施进行有效干预。近年来，我国通过宣传引导、婚俗改革、婚恋服务、打击婚托婚骗等多管齐下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彩礼的上涨。但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，仍需持续深化治理。
高额彩礼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。整治高额彩礼，属于移风易俗范畴，必须遵循其内在规律。首先，移风易俗是一种“软治理”。说到底，婚俗是一种文化生活，内生于人们的日常生活，作用于其社会关系，高额彩礼虽然是异化的民俗，但它毕竟还有极强的文化传统。因此，治理高额彩礼，需要构建一套更为健康和有效的婚俗文化，通过服务、引导等软治理方法，来纠偏高额彩礼。近年来，各地推进文明乡风建设，在新时代文明实践过程中，通过开展“零彩礼家庭”、搭建婚恋信息平台、整合公益相亲等形式，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、生育观、家庭观，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，让高额彩礼的生存土壤越来越少。
其次，移风易俗也需守住底线。家事纠纷已成为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，其中不少与高额彩礼直接相关。对此，可充分运用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结合法律与民情，通过人民调解及时介入、化解纠纷。同时，有关部门应更加履职尽责，依法打击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。近年来，司法机关通过出台司法解释、发布典型案例，逐步明确涉彩礼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，今后仍需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，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。
再次，移风易俗必须注重统筹联动。彩礼问题涉及千家万户，地区之间婚俗习惯不同，家庭之间态度各异。当前的婚姻缔结既延续了传统的婚姻圈，又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婚姻市场。在一个婚姻圈范围内，容易因为相对封闭的婚姻市场竞争而抬高彩礼；而通过全国统一的婚姻市场，亦容易让存在高额彩礼的婚姻圈向不存在高额彩礼的婚姻圈扩散。特别是省际毗邻地区，它们在传统上可能属于同一个婚姻圈，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，在婚姻市场中形成特定的嫁—娶路线。一地彩礼若抬高，有可能会使周边地区为保持“竞争力”被迫跟进。因此，不同地区之间需要建立联动机制，防止高额彩礼扩散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强调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，正体现了这一思路。具体而言，相邻地区可在“软治理”上协同行动，如统一引导两地的党员家庭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率先垂范零彩礼，推动跨地区连片形成婚俗改革示范区，抑或由有关部门定期会商，发布彩礼指导标准，并推动政策协同、标准互认；在司法层面加强协作，联合打击跨区域的婚托婚骗等违法犯罪活动。
整治农村高额彩礼，本质上是推动乡村文化治理、革除陋俗的过程，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培育文明婚俗、涵养良好家风的高度重视。面对这一深植于社会生活中的难题，必须坚持系统观念，兼顾文化引导、依法治理和区域协同，方能逐步化解矛盾，形成健康、文明的婚姻风尚。
（吕德文，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，湖北社会治理研究院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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